一、《兰亭集序》的情感层次
永和九年（353），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于三月上巳之日组织了一次42（一说41）人参加的聚会。在这次聚会上，有26人创作了诗歌，16人诗作未成。王羲之为这些诗作写了序，即《兰亭集序》。在这篇序文中，作者的情绪有非常大的波澜。
序文的开头，写的是组织者王羲之的喜悦之情。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拥有其一便足以快意人间。可在兰亭之会上，四美并具。暮春之初的季节，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天气可谓良辰；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是谓美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该是赏心；曲水流觞，列坐其次，一觞一咏，畅叙幽情当为乐事。且参加此次聚会之人，均为一时彦杰，据相关记载，参与兰亭雅集的人涉及当时的高门大族共计六家之多，即琅玡王氏（王羲之及诸子），陈郡谢氏（谢安与谢万），颍川庾氏（庾友与庾蕴），谯国桓氏（桓伟），高平郗氏（郗昙）及太原孙氏（孙绰与孙统），真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这可谓二难并。四美具，二难并，无怪乎王羲之在序文的开头极写这次聚会的快乐。乐是《兰亭集序》情感的第一层次。
快乐是短暂的，很快作者的情绪就转为了痛。作者在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后，感觉到人生的短暂与渺小，不由得悲伤起来。下面分析生命中的四种痛苦：一痛人生短暂，无论是悟言一室之内还是放浪形骸之外，只要欣于所遇，暂得于己便会快然自足，然而很快便老之将至。二痛世事无常，无论什么事情，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让人难过的情感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即“所之既倦，情随事迁”。三痛往事不再，过去的事情如同烟花泡影一般，绚烂终究会归于平淡，“向之所欣，已为陈迹”。四痛生死难测，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人，终究逃不过自然的法则，“修短随化，缘期于尽”。四痛一出，作者的情绪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刚才的欣喜愉悦便消失得毫无踪影，肺腑之痛涌上了心头。痛是《兰亭集序》情感的第二层次。
生与死的问题，是每个生命都会面对的问题，可悲的是人不仅不能改变结局，甚至连生命的长度也无法把握。念及此，悲伤感便自然形成。所悲伤的内容为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一死生”与“齐彭殇”均出自《庄子》。前者出自《大宗师》篇与《至乐》篇，旨在强调死与生均为生命的过程，二者的差距在于气的形式，气聚而为生，散而为死。后者出自《齐物论》篇，彭指彭祖，是长寿的象征，殇指殇子，为短寿的象征，庄子甚至认为“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试图通过消除生与死，长寿与短命的界限以实现其“逍遥”的理想。绝对的“逍遥”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来说自然不可能实现，故王羲之感到彻底的悲伤。所以说，悲是《兰亭集序》情感的第三层次。
从乐到痛再到悲，是整篇《兰亭集序》情感发展的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变化非常迅速，且看似毫无来由，然细究起来又有线索可循。
二、《兰亭集序》情感变化的原因
透过对《兰亭集序》一文情感发展线索的梳理，我们了解到王羲之情感的变化。在美好春光和新朋旧友的陪伴之下，王羲之和他们畅叙幽情，好不痛快。然而这快意的时间甚是短暂，转眼痛感就涌上了心头。究其原因，当有以下几点：
首先与作者的身体状况有密切的关系。王羲之家世奉天师道，希图通过服食的方式求长生。《晋书·王羲之传》载：“羲之雅好服食养性。”[1]2098年老之后仍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1]2101。服食求仙是魏晋时期人们最常采用的求仙方法之一，他们所服之药多为寒食散。服食之后，虽能获得短期的身心愉悦，但若是不能掌握所服之药量，对身体的伤害便非常大。近人余嘉锡《寒食散考》一文详解魏晋人服散的情况，指出“魏晋之间，有所谓寒食散者，服之往往致死，即或不死，亦必成痼疾，终身不愈，痛苦万状，殆非人所能堪”[2]。甚至有人服食中毒，连皇帝也不能幸免。《晋书·哀帝纪》云：“帝雅好黄老，断谷，饵长生药。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1]208-209均标明服食养生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王羲之由于不太懂得剂量的调整，便深受其害，在与友人来往的书信中，多次说自己由于服食导致腹胀，提醒友朋注意此点。事实上，服药的副作用使其变得体弱多病。“体甚羸，所啖食至少。年衰老羸，使人深忧。君其悬情。余疾患稍差矣”[3]127。“吾故不欲食，比来以为事恐不可久，邑邑！思面，行故果之”[3]127。“吾涉冬节，便觉风动，日日增甚。至去月十日，便至委笃。事事如去春，但为轻微耳。寻得小差，固爾不能转胜，沉滞进退，体气肌肉便大损，忧怀甚深！今尚得坐起，神意为复可耳。直疾不除，昼夜无复聊赖”[3]129。“吾骯髂拘痛，俯仰欲不得，此何理耶？愿辄与相见，无尽治宜，足下得益，使之不疑也。但月又末，阴沉沉，恐不可针。不知何以救目前？甚忧悴”[3]130。凡此对身体疾病的描述屡见于王羲之同友朋亲人的通信中，可见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而且身体的疾病已经影响了他的情绪。不仅如此，他的家人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便疾甚笃，了不欲食，转侧须人，忧怀深！小妹亦进退不孤，得散力，烦不得眠，食至少，疾患经日，兼燋劳，不可言迎集”[3]131。这些都使得时年五十一岁的王羲之在快乐的兰亭集会上感觉到快乐的短暂和老病的迅速。念及此，痛从中来，便极为自然。
其次在于佛教思想的影响。王羲之及其所在的琅玡王氏家族的信仰比较复杂，既信仰道教尤其是天师道，又对佛教信仰不排斥，佛教的诸多观念影响到了其精神世界。王羲之为会稽内史的几年，佛教高僧释支遁正在会稽，二人颇有交往。据《世说新语·文学》篇：“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4]223王羲之本对支道林（支遁）并不是特别在意，然听林公说《庄子·逍遥游》后，留连不能自已，当说明王羲之对支遁的服膺程度。在《高僧传》中，也有与此相近的内容，但结尾处多出“仍请住灵嘉寺，意存相近”一句。“意存相近”当能说明王羲之对于支遁所持的佛教观念比较信服。支遁曾在会稽讲《维摩诘经》，影响很大。“（遁）晚出山阴，讲维摩经，遁为法师，许询为都讲，遁通一义，众人咸谓询无以厝难，询设一难，亦谓遁不复能通，如此至竟两家不竭。凡在听者，咸谓审得遁旨，回令自说，得两三反便乱”[5]161。除对支遁特别尊重以外，王羲之与其他僧人的交往也很密切。《高僧传·竺昙猷传》：“赤城山山有孤岩独立，秀出干云。猷抟石作梯，升岩宴坐，接竹传水，以供常用。禅学造者，十有余人。王羲之闻而故往。仰峰高挹，致敬而反。”[5]404这也说明其对佛教的尊重。王羲之与支遁、昙猷、许询及殷浩等人的交往中，应该可以想见他们共同讨论佛教思想的内容。而佛教中关于生死、无常的观念恐怕对疾病缠身的王羲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在王羲之的诗文中也见到了这方面的内容，如《答许询诗》中“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的内容，即明显有佛教思想内容。
最后是政治的因素。近年有人认为兰亭雅集实际上是政治的聚会。“兰亭会并非传统所说的一件‘文人雅事’，而是王羲之牵头召开的一次事关东晋命运的重要政治军事会议[6]432。我们认为，虽认为这是政治军事的聚会不妥，然兰亭雅集的政治因素恐怕不能忽视。晋穆帝永和年间的政治局势，从整体来看是比较平稳的。南渡已有三十多年，各种政治力量之间角逐虽此消彼长，但仍保持了基本的平衡，大的趋势是王氏与庾氏家族的势力在减弱，而桓氏家族的力量在上升。正如田余庆先生指出的永和年间是一个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可是对于王羲之及参与兰亭聚会的其他名士而言，政治的暂时稳定并不能掩盖他们内心的担忧，北伐依然是悬在他们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尤其是永和七年（351）东晋对洛阳的收复，永和八年（352）谢尚在北伐中获得传国玺，送往了建康。种种现象，似乎让人看到了恢复旧都的信心和希望，朝廷上下也弥漫着北伐的空气。然而王羲之却认为，此时并不是北伐的最好时机，因为以目前东晋在江南的发展，还不具备统一的实力。因此，他的担忧明显多过高兴，因为他的好朋友殷浩不听劝阻，此刻正在北伐中，且身处危局，最终兵败。这种担忧的情绪萦绕在王羲之的心头挥之不去。东晋朝廷的实力不足和相关官员的冒进使得聚会的人员都有担忧。这一点在文章中有线索可循，那就是“虽无丝竹管弦之盛，然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句。音乐是文人雅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在这次，却无丝竹管弦，自然不是经济的原因，而是政治的原因。正是由于对政治的担忧，使得王羲之在雅集中的快乐非常短暂，很快就转向了悲伤与痛苦。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兰亭集序》中表现出来的情感突变，有着深刻的内外部原因。正是因为这些因素，使得《兰亭集序》中的宇宙之思有了现实的原因。
参考文献：
[1]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華书局，1974.
[2]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刘茂辰，等编.王羲之王献之全集校证[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6]吴大新.红月亮：兰亭序解读[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
最后是政治的因素。近年有人认为兰亭雅集实际上是政治的聚会。“兰亭会并非传统所说的一件‘文人雅事’，而是王羲之牵头召开的一次事关东晋命运的重要政治军事会议[6]432。我们认为，虽认为这是政治军事的聚会不妥，然兰亭雅集的政治因素恐怕不能忽视。晋穆帝永和年间的政治局势，从整体来看是比较平稳的。南渡已有三十多年，各种政治力量之间角逐虽此消彼长，但仍保持了基本的平衡，大的趋势是王氏与庾氏家族的势力在减弱，而桓氏家族的力量在上升。正如田余庆先生指出的永和年间是一个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可是对于王羲之及参与兰亭聚会的其他名士而言，政治的暂时稳定并不能掩盖他们内心的担忧，北伐依然是悬在他们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尤其是永和七年（351）东晋对洛阳的收复，永和八年（352）谢尚在北伐中获得传国玺，送往了建康。种种现象，似乎让人看到了恢复旧都的信心和希望，朝廷上下也弥漫着北伐的空气。然而王羲之却认为，此时并不是北伐的最好时机，因为以目前东晋在江南的发展，还不具备统一的实力。因此，他的担忧明显多过高兴，因为他的好朋友殷浩不听劝阻，此刻正在北伐中，且身处危局，最终兵败。这种担忧的情绪萦绕在王羲之的心头挥之不去。东晋朝廷的实力不足和相关官员的冒进使得聚会的人员都有担忧。这一点在文章中有线索可循，那就是“虽无丝竹管弦之盛，然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句。音乐是文人雅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在这次，却无丝竹管弦，自然不是经济的原因，而是政治的原因。正是由于对政治的担忧，使得王羲之在雅集中的快乐非常短暂，很快就转向了悲伤与痛苦。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兰亭集序》中表现出来的情感突变，有着深刻的内外部原因。正是因为这些因素，使得《兰亭集序》中的宇宙之思有了现实的原因。
参考文献：
[1]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華书局，1974.
[2]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刘茂辰，等编.王羲之王献之全集校证[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6]吴大新.红月亮：兰亭序解读[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