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神”到“敬德”:商周“气物”观的变迁

摘 要:商周“气物”观念与神灵信仰紧密联系。甲骨文“勿”字是“物”字的初文,即后世所谓的“气物”。甲骨卜辞表明,殷人对“气物”进行祈祷和卜问以求得神灵的福佑,神意左右着人的观念。周人讲“天命有德”,以“敬德保民”作为施政的指导思想,强调勤勉于人事,统治者修筑灵台以望云气是为占验吉凶以修行政务。以制度人事来代替神意验证卜辞,这是殷周之际“气物”观念的一个重大变革。春秋战国时期,在以曰喻君的社会观念之下,绕日之“气物”被视为天命祥凶的征兆,登台望气成为一项“臣主共忱”的重要礼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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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勿 气物 商周 氛气

“气物”观念起源古远,盖与中国上古时代的农耕生产及相关原始巫术活动相关,相传五帝时代就“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祀”(《大戴礼记·五帝德》)。“气物”本是云气变化运动中的各种状态。殷商时期占候云气以测吉凶,在殷人观念中,“气物”不仅仅与天气雨旸变化有关,而且与神灵信仰联系密切。到周代,“气物”观念的重心逐渐从鬼神祭祀转移到人们更为关注的现实人事,统治者修筑灵台以望氛气,并由专门的职官负责。随着王权观念的加强,“日”已成为王者的象征,在祭祀以及人们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绕日之“气物”被视为天命祥瑞闪险的征兆,八节之日登台望气成为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商周“气物”观念的变迁是与先秦时代的社会发展紧密相联的。

一、殷商“气物”观念考述

殷人敬信鬼神.以为鬼神能主宰人的命运,只要对鬼神进行盛大而殷勤的献祭就能获得成功。在甲骨卜辞中,殷人把支配风雨云隮的各方神灵作为祭祀对象,“气物”因被视为神灵意志的显现和吉凶的表征而受到重视。祭仪用燎祭、酒祭,用牲有犬、豕、羊,仪式十分隆重。

(一)甲骨文表示“气物”的“勿”字①

甲骨文的字,可释为“物”和否定词“勿”,其初始之义很可能指称云气,即后世所谓“气物”、“云物”之“物”的初文;而作为否定词的“勿”,是一个借音字,因否定之义难以造字,古人遂假借这个云气之“勿”来表示。天上的云气变幻着各种光泽、色彩和形状,甲骨文“勿”字形示云流,是一个摹写云气状态的象形字。有这样一条甲骨卜辞:

贞,翌庚子,不其易日。庚【子,易】日……启。勿。之夕雨,庚子启。(《合集》13283)这是卜问次日的天气情况,验辞记当天有“勿”(云物)出现,晚间有雨,第二天果然雨过天晴。还有一条卜辞:

勿见,其有梌,亡匀。(《南明》763)

勿见即物现,说天上出现了云气。棕即渝,变化之义;匄为灾害之义,亡匄即无灾。意思是有云气呈现,但无灾害,这和后代望云气以占候的用意相近。

“勿”应是上古占候所望云气的称谓,也可以说是“气”字的一种古体。在古人的观念中,“勿”和“云”都由“气”所变成,三者的关系密切。古代“气”与“物”通用,历代典籍、诗词中经常说的“云物”亦作“云气”:“蒸氣成雲,幻成各物,故雲氣亦称罢物”。①由于“气”与“云”也是同一类事物,《说文》把“气”解释为云气,而“云”则释为“山川气也”。②“阳”的本字“易”也与“勿”有关,《说文·勿部》:“易,从日、一、勿。一日飞扬。”“易”字的构件“勿”,指日下云气,遮蔽太阳的暗云“勿”一旦散开,便是云开日现了。再如“曶”字,表示云气的上部构件被隶定为“勿”,《说文》:“,出气词也,从日象气出形。”③“物”指称为云气,传世文献有印证,如《周礼·保章氏》:“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像。”④又如《后汉书,明帝纪》有“观物变。”章怀太子李贤引杜预注:“物谓云气灾变也。”⑤这种“气物”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古人把它和吉凶、祸福、奇迹相比附,古代所谓的“紫气”就是这种物色之一。

(二)殷商信仰观念中的“气物”现象

殷商时期,人们特别关注天空中云气“勿”所呈现出的光、色和变幻的姿态,并依据当时的社会信仰观念来细分并赋予其特定的内涵。所谓“气物”现象与殷人的神灵信仰紧密联系,对此甲骨卜辞有许多记载,以下举例予以说明。

“勿”与“云”关系密切。甲骨文“勿”与“云”的构形相似,“云”字()像云彩的形状;云为霎之初文,加雨头写作雲,为后起字。殷人对云的占卜多是出于对雨水的关心:

贞,兹云其雨。(《合集》 13385)

东云自南雨。(《铁》172.3)

云在卜辞中作为祭祀对象,当是云神:

燎于二云。(《合集》13400)

燎于四云。(《合集》13401)

癸酉卜,又燎于六云,五豕,卯五羊。(《合集》33273)“二云”、“四云”、“六云”,于省吾先生认为是指各种颜色的云,这是说通过云色占吉凶,与当时占候多望云气有关。①于先生还指出,“采”、“色”古通,卜辞所言“大采、小采”,或与雷雨连称,或与各云连称,皆就云色而言,四色、五色、六色谓之“大采”,二色、三色谓之“小采”。②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甲骨文所说的云,应该还包括所谓云气,殷人观望云的各种色彩或形态变幻以揣测吉凶,这与现在一般所说的单纯的云有别。祭仪用烟火升腾的燎祭,兼用酒祭,用牲有犬、豕、羊,说明殷人十分重视望云气之色。

又如,“隮”是一种云气,卜辞的隮常常与“大采”、“各云”、“雨”相联系:

(大)采,各云自北,西单隮。(《前》7. 26.3)

一月,昃雨自东;九日辛未大采,各云自北隮。(《乙》 478)古人见早晨有彩色云气成隮,占卜会不会出现祸害。朝隮往往是下雨的征兆,所以《诗经·蝃蝀》有“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候人》有“南山朝隮”之说,卜辞还有“壬申隮,辛巳雨”、“隮不雨”等关于隮与雨的辞例。按照古人的说法,隮和虹都是上升的阴阳交接之云气所为,映日成采;早上,日在东则隮见西方,为下雨的征兆;下午,日在西则虹见东方,虹啜饮西方之水气,为雨止的现象。

“祲”也是一种与虹类似的云气,也就是后世所谓的日月之晕。太阳或者月亮被厚重的云气所笼裹,呈现出各种颇令人恐怖的诸如红黑相混且昏暗的景象,古人认为是不祥的云气,据此作出各种凶险猜测。③关于祲的卜辞也有不少,如:

丙戌卜,宾贞,告日有祲,于上甲三牛。(《合集》 13329)

五日甲子允酒,有祲于东。(《合集》10302)

王占曰:丁丑其有祲不吉。其惟甲有祲吉。其惟辛有祲亦不吉。(《合集》6485反面)这些卜辞的内容,是记录祲的出现,问卜是否举行祭礼,推断其凶恶。在今人看来与大气有关的云、虹、隮、祲等天气现象,殷人把它们当作神灵所为,进行适时而系统的观察,并概括其特性而视之为“勿”。这些“气物”现象与殷人神灵信仰相联系,殷人关注的是神,认为各种天气物象是神灵意志的显现和吉凶的表征,因此可以说商代“气物”观念一直紧扣神意。在气象占卜中灵验的很多,这当然不是来自神意的启示,而是占卜者长期观测的经验积累。商代对“气物”的占候,应是后世望云气以测吉凶变化的滥觞。

一、西周“气物”观念的嬗变

殷人迷信天命,占候“气物”以求得神灵的福佑,大量甲骨卜辞所表现的乃是神意左右着人们的观念。周人和殷人一样,每逢大事须先卜问上帝鬼神,但殷人注目于天神和先祖先妣,周人则以制度人事来代替神意验证卜辞。周公等人反省夏商两代失去王权的历史,觉醒到天命的变迁就是人心向背的转移。他们提倡“天命有德”,以“敬德保民”作为施政的指导思想,强调勤勉于人事,这是周初天命观念的重要特征。周人开始积极地由人自身去认识天命,观祲望氛是为占验吉凶以修行政务,“气物”观念逐渐走出浓郁的神灵观的笼罩,体现出周人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理路的新认识。这是西周“气物”观念的一个重大变革。

西周统治者对于云物气象非常重视,专门营建望祲氛的高台并设置职官来负责。例如《诗经·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扈鹿攸伏。”①灵台是辟雍的重要建筑,郑玄笺曰:“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许慎认为:“天子三台,诸侯二。天子有灵台以观天文,有时台以观四时施化,有囿台以观鸟兽鱼鳖。”②表明周人观祲望氛是为占验吉凶以修行政务,而天象在上,须筑台观望。笔者试以《周礼·春官宗伯》、③《国语·周语上》为例,来考证、说明西周的“气物”观念以及统治者的重视程度。

(一)“眡祲”

祲是类似虹的云气,属于“十煇”之首,周人认为是不祥之气。《说文》:“祲,精气感祥……《春秋传》曰:‘见赤黑之祲。’”④据《周礼·春官宗伯》所记,“胝祲”为负责观天望气的职官,通过望气来判断十煇现象的吉凶,测知凶祸所降下的地方,以禳除凶祸使民宅平安。每年的正月就开始筹划并相机行事,年终则考记禳除安宅的成绩:

目氐祲掌十煇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监,五曰闇,

六日瞢,七日弥,八日叙,九曰睛,十日想。掌安宅叙降。正岁则行事,岁终则弊其事。⑤煇、晖同义,《说文》都训为光,为日月光气之通名。秦汉以后,天官家以此作为气围绕日月的专名。晖字俗作“晕”,《释名·释天》云:“晕,卷也,气在外卷结之也。日月俱然。”⑥“煇”后作“辉”。东汉郑司农解释说:“煇谓日光炁也”,“炁”为汉代出现的“氯”的或体字,气的意思,就是把阳光或月光透过云层所产生的各种彩色光环统归为气的现象。郑司农把这些天气中的十煇现象作了详细分析:

祲,阴阳气相侵也。象者,如赤鸟也。鑴,谓日旁气四面反鄉,如煇状也。监,云气

临日也。闇,日月食也。瞢,日月瞢瞢无光也。弥者,白虹弥天也。叙者,云有次序如山在日上也。隮者,升气也。想者,焯光也。①

被周人视为妖祥善恶之征的十煇,在今人看来,其实是与日月有关的大气光象、云雾现象。由于云气升腾、厚薄的情况不一,十煇的现象也千姿百态。周人认为这些大气现象与天气变化相关,如果是一种恶劣的天气,将会给社会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而古老的望气之术,就把日旁“气物”视为天命吉凶的征兆,按照其色彩、形状以及时空上的差异进行细分、定名和参验。于是,十煇成为预报天气变化以及人事吉凶的重要指标,管理者必须在社会事务与民众生活中相机行事,谨慎抉择,最后参照现实情况进行经验总结。

(二)“保章氏”

周代还有称为“保章氏”的职官,其职司是负责分辨异常气候变化。周人把造成异常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星辰日月、五云物象、季风变化等方面,并依据“分野”来判定诸侯国的吉凶灾祥: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②

保章氏负责记录星辰日月的运行以辨别吉凶,按照分野判定各国的灾祥,根据岁星运行的情况预言人事的善恶,仰观五色云物断定水旱丰歉的年景,倾听十二风律感受天地阴阳的和谐与乖戾。他记录下这五个方面吉凶征象,向君王报告以便采取补救措施,修养德行和修行政务,并筹划适时推行所宜的事务。关于“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像”,郑玄注曰:

物,色也,视日旁云气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国。郑司农云:“以二至二分观云色,青为虫,白为丧,赤为兵荒,黑为水,黄为丰。故《春秋传》曰:‘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故日凡此五物,以诏救政。”③

“物”为日旁云气之色,即以五种日旁云气的颜色来判辨吉凶妖祥,辨别它是预兆风调雨顺的丰年还是水涝干旱的荒年,进而把对灾祥的预测落实到人事上来。这表明,西周时人也把“气物”视为天命祥瑞凶险的征兆,但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安宅叙降”、“诏救政,访序事”等社会管理事务的施行和验证,这是与周公倡导“敬德保民”的国策分不开的。

(三)农官与农事

西周统治者重视农耕政道,设有专门的职官来负责观天望气,《国语·周语上》的一则史料还可作为例证:

夫民之大事在农……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土氯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厎于天庙,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氣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稷以告王……瞽告有协风至……瞽帅音官以省风土,稷则遍诫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是时也,王事唯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④是篇记载虢文公进谏宣王,阐明发展农业是周朝的传统和立国之本,而且不厌其烦地讲述敬顺天时以安排农事的重要性:立春之日,阳气聚升、土气润湿(气温回暖,土壤中的水分因解冻而上渗并使土质湿润松软),和风、震雷也应时而至,阴阳协和有序,正是准备春耕的好时节。此时,天子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亲耕籍田;职官、百姓紧张地准备农事以不误农时。上下齐心协力,勤勉农事,践行天意以至天人和谐,由此迎来神灵欢欣和百姓拥戴。从这篇记载详实的文献来看,西周时期观天望气与农事活动密切关联,为保障农耕的顺利进行,其中的各项事务都有专门的职官负责。比如,太史负责观天望气,并把这些情况通告稷官,由稷官负责向王汇报,其他相关事宜还有“瞽告有协风至”、“瞽帅音官以省风土”等等;在判明天时之后,稷官赶紧通告百姓,准备农事。春耕活动就这样适时而有序地开展了。可是宣王不听虢文公谏言。《国语》记载,虢文公的预言应验了,宣王三十九年,王师在千亩被姜氏之戎打败。

上古哲人认为,天道“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①祭祀、卜筮和祈禳,只是用来文饰政事,不能得到所祈求的东西;采取合理措施来对应天道就吉利,否则就有凶险。然而,先秦时期的社会信仰与宗教崇拜具有最为广泛的普遍性,是统治阶层和民众文化的主流,西周“气物”观念与宗教祭祀、治国方略密切相关,反映出周人比较系统地考量天、地、人关系,把天命凶祥的征兆与制度人事的统筹安排相系联,表明周代从商代殷勤“事神”、信奉上天保佑的治国方略转向注重统治者自身的勤勉“敬德”上来。以上所叙述的修筑灵台、观天望气之事,在西周已由专门的职官负责,并形成制度。

三、望氟②与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事频繁,望氛气以测吉凶之事屡见不鲜。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记述了诸多望气的情形,他总结道:“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③其所谓“候星气尤急”一语表明,春秋战国时期望氛气以知吉凶的期望愈加炽热,是为当时战乱频仍、国图自保,以至“臣主共忧患”这样的社会需要所决定的。

(一)八节之日登台望气为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

随着王权观念的加强,春秋时期“日”已成为王者的象征,在祭祀以及人们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①在这种神化君王、以日喻君的社会观念之下,“王朔所候,决于日旁。日旁云气,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②太阳旁边的云气受到君王的高度关注,要根据它的形状、颜色进行占卜。绕日之祲氛晕围之类的现象被视为对君主的威胁,为不祥之恶兆。祲以苍黑者所示灾祸最重,“赤黑之祲”使神圣的太阳被厚暗的云气所围裹、遮掩,发出令人恐怖的红黑相混的幽光,尤其给心怀不安之人以高度的视觉冲击,时人视之为灾祸最重的征兆,是贼臣制君的凶象。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可能都筑有专门望氛的台,比如,楚国有“匏居之台”:“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台不过望氛祥……台度于临观之高。”(《国语·楚语上》)卫国也有“灵台”:“卫侯为灵台于籍圃。”(《左传》哀公二十五年)

按照春秋时期礼制的要求,凡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君王必登台观望和记载云物气色,这既是一项重要礼仪,也是由于要为灾害做准备的缘故。《左传》载鲁僖公五年冬至登台望气之事:

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

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杜预注:“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云物气色灾变也。素察妖祥,逆为之备。”③孔颖达的解释比较详细:

日南至者,冬至日也。天子班朔于诸侯,诸侯受而藏之于大祖庙。每月之朔,告庙受而行之。诸侯有观台,所以望气祥也。公既亲自行此视朔之礼,遂以其日往登观台之上,以瞻望云及物之色,而书其所见之物,是礼也。凡春秋分、冬夏至,立春立夏为启,立秋立冬为闭,用此八节之日,必登观台书其所见云物气色,若有云物变异,则是岁之妖祥既见,其事后必有验书之者,为豫备故也。视朔者,月朔之礼也。登台者,至日之礼也。公常以一日视朔、至日登台,但此朔即是至日,故视朔而遂登台也。④

这里所说的“分”,即春分和秋分;“至”,即冬至和夏至。与“分”、“至”相适应,春秋时期还有“启”、“闭”,所谓“启”,指的是立春、立夏,意谓此时阳气开启,为春播夏种的时节;所谓“闭”,指的是立秋、立冬,义谓此时阴气收敛万物,为秋收冬藏之时节。所谓的“日南至”,指太阳到达最南处,为白昼最短的时间,即冬至。周人对于冬至这个节令非常重视,其中有一项重要礼仪就是诸侯登台观望和记载云物气色。

八节之日登台望气与阴阳观念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把阴阳观念抬高到统治秩序的层面上进行建构:阴阳二气消息造成寒暖变化,冬至被视为阴极,阴极则变阳;夏至为阳极,阳极则变阴;阴阳氤氲使四时推移而节度流行,此为天道之大经(《史记·太史公自序》“六家之要指”)。这被作为“历法”,不仅制约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与古代政治哲学密切相关,是当时社会普遍认同的“常理”。正如《礼记·乐记》所说:“地气上跻,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①在当时王权观念强化的影响之下,以往在宗教祭祀观念中具有贯通天地神人之神妙特性的“气”,此时身着“阴阳”的服装登场扮演“阴阳二气”,被视为天地运行的规律、统括“天、地、人”的秩序和化生万物的根源,于是君王望氛气以占验吉凶、水旱、丰荒,揣测王命国运的兴衰。与之相应的,在八节之日登台望气也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礼仪制度。

(二)望氛气与军国大事

现实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前所未有的跌宕起伏,个人的安危存亡、宗族和国家的兴衰在动荡不安中颠簸。在那个战事频繁的年代,望氛气作为一种“臣主共忱”的古老兵法术,在军国大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语·晋语-》记载晋献公讨伐翟柤之国就是一例:

献公田,见翟柤之氛,归寝不寐。郤叔虎朝,公语之。对曰:“床第之不安邪?抑骊姬之不存侧邪?”公辞焉。出遇士蔫,曰:“今夕君寝不寐,必为翟粗也。夫翟祖之君,好专利而不忌,其臣兢谄以求媚,其进者壅塞,其退者拒违。其上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纵君而无谏臣,有冒上而无忠下。君臣上下,各餍其私,以纵其回,民各有心,无所据依,以是处国,不亦难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以告,公悦,乃伐翟粗。②

晋献公望到翟粗的凶象之祲氛,想讨伐翟租,思虑很多以至夜不成寐。郤叔虎知悉翟柤君臣权贵贪婪放纵,不施仁政而上下离心离德,民众各有打算;献公所望翟柤之氛,正表明其国内情况乌烟瘴气,国家祸难深重已不堪一击,于是郤叔虎便让士蔿鼓励献公出兵讨伐,果然攻克翟祖。

再有《左传》载鲁襄公二十七年各诸侯国在宋召开弭兵大会,晋臣伯夙望楚人驻地之氛为一派凶象:

晋、楚各处其偏。伯夙谓赵孟曰:“楚氛甚恶,惧难。”赵孟曰:“吾左还,入于宋,若我何?”辛巳,将盟于宋西门之外,楚人衰甲。

晋楚两国争霸中原,多年来战事连绵,双方已无诚信可言,两国到一起谈判弭兵之事,常常是明争暗斗的交恶,很难有友善祥和的气氛。在会盟的时候,楚人果然暗藏兵甲准备战斗,望氛者以“甚恶”以示戒备,事在预料之中。

望氛气的方式方法很多,《墨子·迎敌祠》详细列举“大将气”、“小将气”、“往气”(逃跑之气)、“来气”(进攻之气)、“败气”以及军队中的巫卜之人相应采取的措施:“凡望气,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往气,有来气,有败气,能得明此者可知成败吉凶。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之,善为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请守,守独智巫、卜望气之请而已。其出入为流言,惊骇恐吏民,谨微察之,断,罪不赦。”③《墨子·号令》又有:“望气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与望气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请上报守,守独知其请而已。无与望气妄为不善言惊恐民,断勿赦。”④同时,针对敌军进攻的方位,守城者还须设坛祭旗,如东方主祭青旗,南方主祭赤旗,西方主祭白旗,北方主祭黑旗,各方位的守将也穿着相应的服色。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膑兵法·地葆》的文意相类,五色与五行相对应而且五行相胜:“地壤之胜:青胜黄,黄胜黑,黑胜赤,赤胜白,白胜青。”⑤相似的说法,《吕氏春秋·应同》有系统的阐述:“土气胜,故其色尚黄……木气胜,故其色尚青……金气胜,故其色尚白……火气胜,故其色尚赤……水气胜,故其色尚黑。”①

以上这些望氛气的观念和行为,本于古老的宗教习俗,洋溢着浓厚的方术色彩,与占天候的“风角”、“风气”一起,可以说是军队中的巫术。其中所言五行、五色、五方相次运转用事,应是战国时期盛行的五行思想,时人用五行相胜或相生的模式来“符应”天道、“变通”人事,以达到天人和谐。《礼记·礼运》从天人相应的思想层面来解释五行的机能:“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②这里的“质”,指本体。古人认为,天地间的五行之气循迥不停,轮流兴旺衰竭,如此周而复始;圣人效法天地设教,法五行为本体,亦循环复始,五色也是相应轮流做为主调的。在这个天人相应的思想模式中,圣人所制定的历律和礼仪,理所当然地成为道德礼乐之本和治乱兴邦的关键所在,“气物”即是沟通天人关系的媒介和天降祥瑞的征兆。然而,春秋战国时期,在军国大事中频繁登场亮相的望氛者,其所望见的却大多是凶恶之象。由此也反映出当时各国战乱频繁,弱肉强食而民众“饥馑疾疫焦苦”的社会窘况。

(三)望氛气与预言应验

春秋战国时期以预言方式判断、附会吉凶灾异之风盛行,这种预言与望氛气关系密切,带有依天命而预卜凶吉的神秘色彩。《左传》多次记载鲁国大夫梓慎望氛气而预言应验之事,如昭公十五年春:

……将稀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稀之日其有咎乎!吾见赤黑之裎,非祭祥也,丧氛也。其在莅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莅事,籥入而卒。

这是鲁昭公举行禘祭之前的望氛。梓慎望氛时见到赤黑之气,当下判断这是妖恶不祥之丧气,断定来宗庙参加禘祭的百官中将会有重要人物丧亡。果然,鲁国大夫叔弓在禘祭时死去。《左传》鲁昭公二十年又记有梓慎在冬至这一天登台望气,并预测宋、蔡两国将有祸乱或丧亡:

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乱,国几亡,三年而后弭。蔡有大丧。”叔孙昭子曰:“然则戴、桓也。汰侈,无礼已甚,乱所在也。”

梓慎在望氛气以后又作了准确的预言。这一年宋国发生内乱,卿族华氏、向氏劫持宋元公,这次内乱直到三年后,华氏、向氏贵族逃往楚国才告一段落。当年十一月蔡侯死去。梓慎应是鲁国司星相而兼望氛气的大夫,他的这些准确的预言很可能真有其事,预先经过分析而与事实相合。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内乱频繁发生,其间的某些事态和原由应当为梓慎所熟悉。在梓慎作出预言之前,宋国和蔡侯的状况已经为世人所知,望氛之后而说出乃是事在情理之中。

预言应验可谓《左传》、《国语》的一大特色,不论是历史人物所作预言准确不误,或是《左传》、《国语》的作者事后诸葛亮,总之预言作为时人论说的一种证据,把天道与人事联系一起呈现在历史画面中,其目的就是要增加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和感染力。这是基于现实经验所得,表征天人感应的合理性,以期昭示世人。《左传》、《国语》只载有应验的预言,提出天灾与人祸相应,并认为人事是关键,这表明作者相信灾祥,但只是记载得到应验的灾祥,而不是盲目崇信一切灾祥。这种关注人事、无征不信的史学观念,相对那种盲从鬼神、迷信天命而凡事必卜的做法,是一个思想的进步。

四、结语

通过比较商周“气物”观念,我们看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①殷人拜倒在神灵的权威面前,这从甲骨卜辞所反映的殷商“气物”观念中可以得到证实。与殷人用神意验证卜辞以决定人事不同,周人以人事作为判断吉凶的标准,西周“气物”观念的重心是占验吉凶以修行政务,把观天望气落实到制度人事的筹划上来。虽然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祭可获福”的观念,但是人们提倡“自求多福”(《诗经·文王》)、“祭祀不祈”(《礼记·礼器》),不轻易向天帝神灵乞求,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一种理想和情怀。《毂梁传》定公元年把其中的道理讲得很清楚:“求者,请也。古之人重请。何重乎请?人之所以为人者,让也。请道去让也,则是舍其所以为人也。是以重之。”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具有“让”(辞让)的德性。过多地“请”(乞求)鬼神,摒弃辞让的德性,这就背离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古人对乞求十分慎重,即使人力不及而有所乞求,也不敢过分,只是希望“无有后艰”(《诗经·凫鹥》)而已。②这也是和周公倡导“天命有德”,强调勉励于人事的施政指导思想相一致的。但是在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社会中,政治斗争的情形是“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辞让的德性与窃国篡权、武力征伐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困顿中的人们也只好乞求神灵多多保佑,臣主察禨祥候星气尤急,“气物”观念附会吉凶灾异成风,社会上弥漫着崇信数术的风气。对于这样的社会情形,司马迁认为是“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③韩非子则一针见血地斥之为“亡国征兆”:“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④虽然有识之士疾呼“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然而,其号召力和影响力显得过于微弱,人们对“德”的认识已渐趋模糊。时人所见之“气物”则大多是险恶之征兆,望氛气已沦为观时运测吉凶的迷信之术,此时的“气物”观念与周公“敬德保民”的倡导和追求已背道而驰。

附识:两位匿名外审专家对本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在此致以衷心感谢!

[作者黄鸿春,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南宁 530001]

(责任编辑:晁天义 责任编审:李红岩)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6-09-14 11: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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