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商周“气物”观念与神灵信仰紧密联系。甲骨文“勿”字是“物”字的初文，即后世所谓的“气物”。甲骨卜辞表明，殷人对“气物”进行祈祷和卜问以求得神灵的福佑，神意左右着人的观念。周人讲“天命有德”，以“敬德保民”作为施政的指导思想，强调勤勉于人事，统治者修筑灵台以望云气是为占验吉凶以修行政务。以制度人事来代替神意验证卜辞，这是殷周之际“气物”观念的一个重大变革。春秋战国时期，在以曰喻君的社会观念之下，绕日之“气物”被视为天命祥凶的征兆，登台望气成为一项“臣主共忱”的重要礼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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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勿 气物 商周 氛气
“气物”观念起源古远，盖与中国上古时代的农耕生产及相关原始巫术活动相关，相传五帝时代就“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祀”（《大戴礼记·五帝德》）。“气物”本是云气变化运动中的各种状态。殷商时期占候云气以测吉凶，在殷人观念中，“气物”不仅仅与天气雨旸变化有关，而且与神灵信仰联系密切。到周代，“气物”观念的重心逐渐从鬼神祭祀转移到人们更为关注的现实人事，统治者修筑灵台以望氛气，并由专门的职官负责。随着王权观念的加强，“日”已成为王者的象征，在祭祀以及人们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绕日之“气物”被视为天命祥瑞闪险的征兆，八节之日登台望气成为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商周“气物”观念的变迁是与先秦时代的社会发展紧密相联的。
一、殷商“气物”观念考述
殷人敬信鬼神．以为鬼神能主宰人的命运，只要对鬼神进行盛大而殷勤的献祭就能获得成功。在甲骨卜辞中，殷人把支配风雨云隮的各方神灵作为祭祀对象，“气物”因被视为神灵意志的显现和吉凶的表征而受到重视。祭仪用燎祭、酒祭，用牲有犬、豕、羊，仪式十分隆重。
（一）甲骨文表示“气物”的“勿”字①
甲骨文的字，可释为“物”和否定词“勿”，其初始之义很可能指称云气，即后世所谓“气物”、“云物”之“物”的初文；而作为否定词的“勿”，是一个借音字，因否定之义难以造字，古人遂假借这个云气之“勿”来表示。天上的云气变幻着各种光泽、色彩和形状，甲骨文“勿”字形示云流，是一个摹写云气状态的象形字。有这样一条甲骨卜辞：
贞，翌庚子，不其易日。庚【子，易】日……启。勿。之夕雨，庚子启。（《合集》13283）这是卜问次日的天气情况，验辞记当天有“勿”（云物）出现，晚间有雨，第二天果然雨过天晴。还有一条卜辞：
勿见，其有梌，亡匀。（《南明》763）
勿见即物现，说天上出现了云气。棕即渝，变化之义；匄为灾害之义，亡匄即无灾。意思是有云气呈现，但无灾害，这和后代望云气以占候的用意相近。
“勿”应是上古占候所望云气的称谓，也可以说是“气”字的一种古体。在古人的观念中，“勿”和“云”都由“气”所变成，三者的关系密切。古代“气”与“物”通用，历代典籍、诗词中经常说的“云物”亦作“云气”：“蒸氣成雲，幻成各物，故雲氣亦称罢物”。①由于“气”与“云”也是同一类事物，《说文》把“气”解释为云气，而“云”则释为“山川气也”。②“阳”的本字“易”也与“勿”有关，《说文·勿部》：“易，从日、一、勿。一日飞扬。”“易”字的构件“勿”，指日下云气，遮蔽太阳的暗云“勿”一旦散开，便是云开日现了。再如“曶”字，表示云气的上部构件被隶定为“勿”，《说文》：“
，出气词也，从日象气出形。”③“物”指称为云气，传世文献有印证，如《周礼·保章氏》：“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像。”④又如《后汉书，明帝纪》有“观物变。”章怀太子李贤引杜预注：“物谓云气灾变也。”⑤这种“气物”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古人把它和吉凶、祸福、奇迹相比附，古代所谓的“紫气”就是这种物色之一。
（二）殷商信仰观念中的“气物”现象
殷商时期，人们特别关注天空中云气“勿”所呈现出的光、色和变幻的姿态，并依据当时的社会信仰观念来细分并赋予其特定的内涵。所谓“气物”现象与殷人的神灵信仰紧密联系，对此甲骨卜辞有许多记载，以下举例予以说明。
“勿”与“云”关系密切。甲骨文“勿”与“云”的构形相似，“云”字（
）像云彩的形状；云为霎之初文，加雨头写作雲，为后起字。殷人对云的占卜多是出于对雨水的关心：
贞，兹云其雨。（《合集》 13385）
东云自南雨。（《铁》172.3）
云在卜辞中作为祭祀对象，当是云神：
燎于二云。（《合集》13400）
燎于四云。（《合集》13401）
癸酉卜，又燎于六云，五豕，卯五羊。（《合集》33273）“二云”、“四云”、“六云”，于省吾先生认为是指各种颜色的云，这是说通过云色占吉凶，与当时占候多望云气有关。①于先生还指出，“采”、“色”古通，卜辞所言“大采、小采”，或与雷雨连称，或与各云连称，皆就云色而言，四色、五色、六色谓之“大采”，二色、三色谓之“小采”。②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甲骨文所说的云，应该还包括所谓云气，殷人观望云的各种色彩或形态变幻以揣测吉凶，这与现在一般所说的单纯的云有别。祭仪用烟火升腾的燎祭，兼用酒祭，用牲有犬、豕、羊，说明殷人十分重视望云气之色。
又如，“隮”是一种云气，卜辞的隮常常与“大采”、“各云”、“雨”相联系：
（大）采，各云自北，西单隮。（《前》7. 26.3）
一月，昃雨自东；九日辛未大采，各云自北隮。（《乙》 478）古人见早晨有彩色云气成隮，占卜会不会出现祸害。朝隮往往是下雨的征兆，所以《诗经·蝃蝀》有“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候人》有“南山朝隮”之说，卜辞还有“壬申隮，辛巳雨”、“隮不雨”等关于隮与雨的辞例。按照古人的说法，隮和虹都是上升的阴阳交接之云气所为，映日成采；早上，日在东则隮见西方，为下雨的征兆；下午，日在西则虹见东方，虹啜饮西方之水气，为雨止的现象。
“祲”也是一种与虹类似的云气，也就是后世所谓的日月之晕。太阳或者月亮被厚重的云气所笼裹，呈现出各种颇令人恐怖的诸如红黑相混且昏暗的景象，古人认为是不祥的云气，据此作出各种凶险猜测。③关于祲的卜辞也有不少，如：
丙戌卜，宾贞，告日有祲，于上甲三牛。（《合集》 13329）
五日甲子允酒，有祲于东。（《合集》10302）
王占曰：丁丑其有祲不吉。其惟甲有祲吉。其惟辛有祲亦不吉。（《合集》6485反面）这些卜辞的内容，是记录祲的出现，问卜是否举行祭礼，推断其凶恶。在今人看来与大气有关的云、虹、隮、祲等天气现象，殷人把它们当作神灵所为，进行适时而系统的观察，并概括其特性而视之为“勿”。这些“气物”现象与殷人神灵信仰相联系，殷人关注的是神，认为各种天气物象是神灵意志的显现和吉凶的表征，因此可以说商代“气物”观念一直紧扣神意。在气象占卜中灵验的很多，这当然不是来自神意的启示，而是占卜者长期观测的经验积累。商代对“气物”的占候，应是后世望云气以测吉凶变化的滥觞。
一、西周“气物”观念的嬗变
殷人迷信天命，占候“气物”以求得神灵的福佑，大量甲骨卜辞所表现的乃是神意左右着人们的观念。周人和殷人一样，每逢大事须先卜问上帝鬼神，但殷人注目于天神和先祖先妣，周人则以制度人事来代替神意验证卜辞。周公等人反省夏商两代失去王权的历史，觉醒到天命的变迁就是人心向背的转移。他们提倡“天命有德”，以“敬德保民”作为施政的指导思想，强调勤勉于人事，这是周初天命观念的重要特征。周人开始积极地由人自身去认识天命，观祲望氛是为占验吉凶以修行政务，“气物”观念逐渐走出浓郁的神灵观的笼罩，体现出周人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理路的新认识。这是西周“气物”观念的一个重大变革。
西周统治者对于云物气象非常重视，专门营建望祲氛的高台并设置职官来负责。例如《诗经·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扈鹿攸伏。”①灵台是辟雍的重要建筑，郑玄笺曰：“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许慎认为：“天子三台，诸侯二。天子有灵台以观天文，有时台以观四时施化，有囿台以观鸟兽鱼鳖。”②表明周人观祲望氛是为占验吉凶以修行政务，而天象在上，须筑台观望。笔者试以《周礼·春官宗伯》、③《国语·周语上》为例，来考证、说明西周的“气物”观念以及统治者的重视程度。
（一）“眡祲”
祲是类似虹的云气，属于“十煇”之首，周人认为是不祥之气。《说文》：“祲，精气感祥……《春秋传》曰：‘见赤黑之祲。’”④据《周礼·春官宗伯》所记，“胝祲”为负责观天望气的职官，通过望气来判断十煇现象的吉凶，测知凶祸所降下的地方，以禳除凶祸使民宅平安。每年的正月就开始筹划并相机行事，年终则考记禳除安宅的成绩：
目氐祲掌十煇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监，五曰闇，
六日瞢，七日弥，八日叙，九曰睛，十日想。掌安宅叙降。正岁则行事，岁终则弊其事。⑤煇、晖同义，《说文》都训为光，为日月光气之通名。秦汉以后，天官家以此作为气围绕日月的专名。晖字俗作“晕”，《释名·释天》云：“晕，卷也，气在外卷结之也。日月俱然。”⑥“煇”后作“辉”。东汉郑司农解释说：“煇谓日光炁也”，“炁”为汉代出现的“氯”的或体字，气的意思，就是把阳光或月光透过云层所产生的各种彩色光环统归为气的现象。郑司农把这些天气中的十煇现象作了详细分析：
祲，阴阳气相侵也。象者，如赤鸟也。鑴，谓日旁气四面反鄉，如煇状也。监，云气
临日也。闇，日月食也。瞢，日月瞢瞢无光也。弥者，白虹弥天也。叙者，云有次序如山在日上也。隮者，升气也。想者，焯光也。①
被周人视为妖祥善恶之征的十煇，在今人看来，其实是与日月有关的大气光象、云雾现象。由于云气升腾、厚薄的情况不一，十煇的现象也千姿百态。周人认为这些大气现象与天气变化相关，如果是一种恶劣的天气，将会给社会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而古老的望气之术，就把日旁“气物”视为天命吉凶的征兆，按照其色彩、形状以及时空上的差异进行细分、定名和参验。于是，十煇成为预报天气变化以及人事吉凶的重要指标，管理者必须在社会事务与民众生活中相机行事，谨慎抉择，最后参照现实情况进行经验总结。
（二）“保章氏”
周代还有称为“保章氏”的职官，其职司是负责分辨异常气候变化。周人把造成异常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星辰日月、五云物象、季风变化等方面，并依据“分野”来判定诸侯国的吉凶灾祥：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②
保章氏负责记录星辰日月的运行以辨别吉凶，按照分野判定各国的灾祥，根据岁星运行的情况预言人事的善恶，仰观五色云物断定水旱丰歉的年景，倾听十二风律感受天地阴阳的和谐与乖戾。他记录下这五个方面吉凶征象，向君王报告以便采取补救措施，修养德行和修行政务，并筹划适时推行所宜的事务。关于“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像”，郑玄注曰：
物，色也，视日旁云气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国。郑司农云：“以二至二分观云色，青为虫，白为丧，赤为兵荒，黑为水，黄为丰。故《春秋传》曰：‘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故日凡此五物，以诏救政。”③
“物”为日旁云气之色，即以五种日旁云气的颜色来判辨吉凶妖祥，辨别它是预兆风调雨顺的丰年还是水涝干旱的荒年，进而把对灾祥的预测落实到人事上来。这表明，西周时人也把“气物”视为天命祥瑞凶险的征兆，但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安宅叙降”、“诏救政，访序事”等社会管理事务的施行和验证，这是与周公倡导“敬德保民”的国策分不开的。
（三）农官与农事
西周统治者重视农耕政道，设有专门的职官来负责观天望气，《国语·周语上》的一则史料还可作为例证：
夫民之大事在农……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土氯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厎于天庙，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氣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稷以告王……瞽告有协风至……瞽帅音官以省风土，稷则遍诫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是时也，王事唯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④是篇记载虢文公进谏宣王，阐明发展农业是周朝的传统和立国之本，而且不厌其烦地讲述敬顺天时以安排农事的重要性：立春之日，阳气聚升、土气润湿（气温回暖，土壤中的水分因解冻而上渗并使土质湿润松软），和风、震雷也应时而至，阴阳协和有序，正是准备春耕的好时节。此时，天子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亲耕籍田；职官、百姓紧张地准备农事以不误农时。上下齐心协力，勤勉农事，践行天意以至天人和谐，由此迎来神灵欢欣和百姓拥戴。从这篇记载详实的文献来看，西周时期观天望气与农事活动密切关联，为保障农耕的顺利进行，其中的各项事务都有专门的职官负责。比如，太史负责观天望气，并把这些情况通告稷官，由稷官负责向王汇报，其他相关事宜还有“瞽告有协风至”、“瞽帅音官以省风土”等等；在判明天时之后，稷官赶紧通告百姓，准备农事。春耕活动就这样适时而有序地开展了。可是宣王不听虢文公谏言。《国语》记载，虢文公的预言应验了，宣王三十九年，王师在千亩被姜氏之戎打败。
上古哲人认为，天道“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①祭祀、卜筮和祈禳，只是用来文饰政事，不能得到所祈求的东西；采取合理措施来对应天道就吉利，否则就有凶险。然而，先秦时期的社会信仰与宗教崇拜具有最为广泛的普遍性，是统治阶层和民众文化的主流，西周“气物”观念与宗教祭祀、治国方略密切相关，反映出周人比较系统地考量天、地、人关系，把天命凶祥的征兆与制度人事的统筹安排相系联，表明周代从商代殷勤“事神”、信奉上天保佑的治国方略转向注重统治者自身的勤勉“敬德”上来。以上所叙述的修筑灵台、观天望气之事，在西周已由专门的职官负责，并形成制度。
三、望氟②与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事频繁，望氛气以测吉凶之事屡见不鲜。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记述了诸多望气的情形，他总结道：“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③其所谓“候星气尤急”一语表明，春秋战国时期望氛气以知吉凶的期望愈加炽热，是为当时战乱频仍、国图自保，以至“臣主共忧患”这样的社会需要所决定的。
（一）八节之日登台望气为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
随着王权观念的加强，春秋时期“日”已成为王者的象征，在祭祀以及人们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①在这种神化君王、以日喻君的社会观念之下，“王朔所候，决于日旁。日旁云气，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②太阳旁边的云气受到君王的高度关注，要根据它的形状、颜色进行占卜。绕日之祲氛晕围之类的现象被视为对君主的威胁，为不祥之恶兆。祲以苍黑者所示灾祸最重，“赤黑之祲”使神圣的太阳被厚暗的云气所围裹、遮掩，发出令人恐怖的红黑相混的幽光，尤其给心怀不安之人以高度的视觉冲击，时人视之为灾祸最重的征兆，是贼臣制君的凶象。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可能都筑有专门望氛的台，比如，楚国有“匏居之台”：“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台不过望氛祥……台度于临观之高。”（《国语·楚语上》）卫国也有“灵台”：“卫侯为灵台于籍圃。”（《左传》哀公二十五年）
按照春秋时期礼制的要求，凡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君王必登台观望和记载云物气色，这既是一项重要礼仪，也是由于要为灾害做准备的缘故。《左传》载鲁僖公五年冬至登台望气之事：
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
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杜预注：“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云物气色灾变也。素察妖祥，逆为之备。”③孔颖达的解释比较详细：
日南至者，冬至日也。天子班朔于诸侯，诸侯受而藏之于大祖庙。每月之朔，告庙受而行之。诸侯有观台，所以望气祥也。公既亲自行此视朔之礼，遂以其日往登观台之上，以瞻望云及物之色，而书其所见之物，是礼也。凡春秋分、冬夏至，立春立夏为启，立秋立冬为闭，用此八节之日，必登观台书其所见云物气色，若有云物变异，则是岁之妖祥既见，其事后必有验书之者，为豫备故也。视朔者，月朔之礼也。登台者，至日之礼也。公常以一日视朔、至日登台，但此朔即是至日，故视朔而遂登台也。④
这里所说的“分”，即春分和秋分；“至”，即冬至和夏至。与“分”、“至”相适应，春秋时期还有“启”、“闭”，所谓“启”，指的是立春、立夏，意谓此时阳气开启，为春播夏种的时节；所谓“闭”，指的是立秋、立冬，义谓此时阴气收敛万物，为秋收冬藏之时节。所谓的“日南至”，指太阳到达最南处，为白昼最短的时间，即冬至。周人对于冬至这个节令非常重视，其中有一项重要礼仪就是诸侯登台观望和记载云物气色。
八节之日登台望气与阴阳观念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把阴阳观念抬高到统治秩序的层面上进行建构：阴阳二气消息造成寒暖变化，冬至被视为阴极，阴极则变阳；夏至为阳极，阳极则变阴；阴阳氤氲使四时推移而节度流行，此为天道之大经（《史记·太史公自序》“六家之要指”）。这被作为“历法”，不仅制约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与古代政治哲学密切相关，是当时社会普遍认同的“常理”。正如《礼记·乐记》所说：“地气上跻，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①在当时王权观念强化的影响之下，以往在宗教祭祀观念中具有贯通天地神人之神妙特性的“气”，此时身着“阴阳”的服装登场扮演“阴阳二气”，被视为天地运行的规律、统括“天、地、人”的秩序和化生万物的根源，于是君王望氛气以占验吉凶、水旱、丰荒，揣测王命国运的兴衰。与之相应的，在八节之日登台望气也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礼仪制度。
（二）望氛气与军国大事
现实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前所未有的跌宕起伏，个人的安危存亡、宗族和国家的兴衰在动荡不安中颠簸。在那个战事频繁的年代，望氛气作为一种“臣主共忱”的古老兵法术，在军国大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语·晋语-》记载晋献公讨伐翟柤之国就是一例：
献公田，见翟柤之氛，归寝不寐。郤叔虎朝，公语之。对曰：“床第之不安邪？抑骊姬之不存侧邪？”公辞焉。出遇士蔫，曰：“今夕君寝不寐，必为翟粗也。夫翟祖之君，好专利而不忌，其臣兢谄以求媚，其进者壅塞，其退者拒违。其上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纵君而无谏臣，有冒上而无忠下。君臣上下，各餍其私，以纵其回，民各有心，无所据依，以是处国，不亦难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以告，公悦，乃伐翟粗。②
晋献公望到翟粗的凶象之祲氛，想讨伐翟租，思虑很多以至夜不成寐。郤叔虎知悉翟柤君臣权贵贪婪放纵，不施仁政而上下离心离德，民众各有打算；献公所望翟柤之氛，正表明其国内情况乌烟瘴气，国家祸难深重已不堪一击，于是郤叔虎便让士蔿鼓励献公出兵讨伐，果然攻克翟祖。
再有《左传》载鲁襄公二十七年各诸侯国在宋召开弭兵大会，晋臣伯夙望楚人驻地之氛为一派凶象：
晋、楚各处其偏。伯夙谓赵孟曰：“楚氛甚恶，惧难。”赵孟曰：“吾左还，入于宋，若我何？”辛巳，将盟于宋西门之外，楚人衰甲。
晋楚两国争霸中原，多年来战事连绵，双方已无诚信可言，两国到一起谈判弭兵之事，常常是明争暗斗的交恶，很难有友善祥和的气氛。在会盟的时候，楚人果然暗藏兵甲准备战斗，望氛者以“甚恶”以示戒备，事在预料之中。
望氛气的方式方法很多，《墨子·迎敌祠》详细列举“大将气”、“小将气”、“往气”（逃跑之气）、“来气”（进攻之气）、“败气”以及军队中的巫卜之人相应采取的措施：“凡望气，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往气，有来气，有败气，能得明此者可知成败吉凶。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之，善为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请守，守独智巫、卜望气之请而已。其出入为流言，惊骇恐吏民，谨微察之，断，罪不赦。”③《墨子·号令》又有：“望气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与望气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请上报守，守独知其请而已。无与望气妄为不善言惊恐民，断勿赦。”④同时，针对敌军进攻的方位，守城者还须设坛祭旗，如东方主祭青旗，南方主祭赤旗，西方主祭白旗，北方主祭黑旗，各方位的守将也穿着相应的服色。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膑兵法·地葆》的文意相类，五色与五行相对应而且五行相胜：“地壤之胜：青胜黄，黄胜黑，黑胜赤，赤胜白，白胜青。”⑤相似的说法，《吕氏春秋·应同》有系统的阐述：“土气胜，故其色尚黄……木气胜，故其色尚青……金气胜，故其色尚白……火气胜，故其色尚赤……水气胜，故其色尚黑。”①
以上这些望氛气的观念和行为，本于古老的宗教习俗，洋溢着浓厚的方术色彩，与占天候的“风角”、“风气”一起，可以说是军队中的巫术。其中所言五行、五色、五方相次运转用事，应是战国时期盛行的五行思想，时人用五行相胜或相生的模式来“符应”天道、“变通”人事，以达到天人和谐。《礼记·礼运》从天人相应的思想层面来解释五行的机能：“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②这里的“质”，指本体。古人认为，天地间的五行之气循迥不停，轮流兴旺衰竭，如此周而复始；圣人效法天地设教，法五行为本体，亦循环复始，五色也是相应轮流做为主调的。在这个天人相应的思想模式中，圣人所制定的历律和礼仪，理所当然地成为道德礼乐之本和治乱兴邦的关键所在，“气物”即是沟通天人关系的媒介和天降祥瑞的征兆。然而，春秋战国时期，在军国大事中频繁登场亮相的望氛者，其所望见的却大多是凶恶之象。由此也反映出当时各国战乱频繁，弱肉强食而民众“饥馑疾疫焦苦”的社会窘况。
（三）望氛气与预言应验
春秋战国时期以预言方式判断、附会吉凶灾异之风盛行，这种预言与望氛气关系密切，带有依天命而预卜凶吉的神秘色彩。《左传》多次记载鲁国大夫梓慎望氛气而预言应验之事，如昭公十五年春：
……将稀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稀之日其有咎乎！吾见赤黑之裎，非祭祥也，丧氛也。其在莅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莅事，籥入而卒。
这是鲁昭公举行禘祭之前的望氛。梓慎望氛时见到赤黑之气，当下判断这是妖恶不祥之丧气，断定来宗庙参加禘祭的百官中将会有重要人物丧亡。果然，鲁国大夫叔弓在禘祭时死去。《左传》鲁昭公二十年又记有梓慎在冬至这一天登台望气，并预测宋、蔡两国将有祸乱或丧亡：
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乱，国几亡，三年而后弭。蔡有大丧。”叔孙昭子曰：“然则戴、桓也。汰侈，无礼已甚，乱所在也。”
梓慎在望氛气以后又作了准确的预言。这一年宋国发生内乱，卿族华氏、向氏劫持宋元公，这次内乱直到三年后，华氏、向氏贵族逃往楚国才告一段落。当年十一月蔡侯死去。梓慎应是鲁国司星相而兼望氛气的大夫，他的这些准确的预言很可能真有其事，预先经过分析而与事实相合。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内乱频繁发生，其间的某些事态和原由应当为梓慎所熟悉。在梓慎作出预言之前，宋国和蔡侯的状况已经为世人所知，望氛之后而说出乃是事在情理之中。
预言应验可谓《左传》、《国语》的一大特色，不论是历史人物所作预言准确不误，或是《左传》、《国语》的作者事后诸葛亮，总之预言作为时人论说的一种证据，把天道与人事联系一起呈现在历史画面中，其目的就是要增加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和感染力。这是基于现实经验所得，表征天人感应的合理性，以期昭示世人。《左传》、《国语》只载有应验的预言，提出天灾与人祸相应，并认为人事是关键，这表明作者相信灾祥，但只是记载得到应验的灾祥，而不是盲目崇信一切灾祥。这种关注人事、无征不信的史学观念，相对那种盲从鬼神、迷信天命而凡事必卜的做法，是一个思想的进步。
四、结语
通过比较商周“气物”观念，我们看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①殷人拜倒在神灵的权威面前，这从甲骨卜辞所反映的殷商“气物”观念中可以得到证实。与殷人用神意验证卜辞以决定人事不同，周人以人事作为判断吉凶的标准，西周“气物”观念的重心是占验吉凶以修行政务，把观天望气落实到制度人事的筹划上来。虽然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祭可获福”的观念，但是人们提倡“自求多福”（《诗经·文王》）、“祭祀不祈”（《礼记·礼器》），不轻易向天帝神灵乞求，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一种理想和情怀。《毂梁传》定公元年把其中的道理讲得很清楚：“求者，请也。古之人重请。何重乎请？人之所以为人者，让也。请道去让也，则是舍其所以为人也。是以重之。”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具有“让”（辞让）的德性。过多地“请”（乞求）鬼神，摒弃辞让的德性，这就背离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古人对乞求十分慎重，即使人力不及而有所乞求，也不敢过分，只是希望“无有后艰”（《诗经·凫鹥》）而已。②这也是和周公倡导“天命有德”，强调勉励于人事的施政指导思想相一致的。但是在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社会中，政治斗争的情形是“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辞让的德性与窃国篡权、武力征伐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困顿中的人们也只好乞求神灵多多保佑，臣主察禨祥候星气尤急，“气物”观念附会吉凶灾异成风，社会上弥漫着崇信数术的风气。对于这样的社会情形，司马迁认为是“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③韩非子则一针见血地斥之为“亡国征兆”：“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④虽然有识之士疾呼“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然而，其号召力和影响力显得过于微弱，人们对“德”的认识已渐趋模糊。时人所见之“气物”则大多是险恶之征兆，望氛气已沦为观时运测吉凶的迷信之术，此时的“气物”观念与周公“敬德保民”的倡导和追求已背道而驰。
附识：两位匿名外审专家对本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在此致以衷心感谢！
[作者黄鸿春，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南宁 5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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