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来特
所谓“正德新例”，是日本正德五年(1715)由新井白石提案，并由德川幕府颁布的对外贸易条规，正式名称为《海舶互市新例》（以下简称新例），主要内容是缩减当时日本唯一直接对清贸易港口长崎的贸易额度，限制贵金属的输出。新例规定：日本每年与唐船（即中国商船）交易用的铜上限为300万斤；每年人港交易的唐船数量限定为30艘，贸易额上限为白银6000贯（1贯约等于3. 75公斤）；向来航的唐船发放信牌，没有信牌的船只不得进行交易。新例的信牌制度引发了清政府的反应，围绕中国商人是否接受日本信牌的问题，清朝官员曾产生颇为激烈的争论，最终康熙皇帝默许了日方的信牌。日本制定正德新例的目的及其实施方式，特别是其中所体现的德川幕府对外交涉的思想意识，则成为中日两国史学界长期讨论的话题，至今仍有继续探究的必要。
一、先行研究的回顾与问题的提起
在日本的通史、概论类著述里，新例的制定主要被视为德川幕府解决国内财政问题的举措。不过，相关的专题研究大都提到由此引起的对外政治交涉问题。栗田元次在论述新例的意义时，将其与中国的朝贡体系联系起来，认为信牌制度在性质上相当于明朝对足利幕府实施的勘合制度，但把中日的位置做了颠倒性改变，即正德新例在形式上将中国摆在了类似于入贡国的位置。宫崎道生更为明确地指出正德新例所包含的对外交涉的政治意义，并给予高度肯定，认为这一贸易方针避免了足利幕府的“丑态”在德川时代重演，使日本国威免于受损。
笔者认为，栗田和官崎强调日本“国威”的研究立场很不足取，但道出了德川幕府制定并实施新例的政治用心。不过，他们没有注意也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信牌引起中国方面的反弹后，为何幕府又努力对其进行“非政治性”的解释？与以上二说不同，岩井茂树认为，新例本是由幕府指示实施的法令，同时又通过负责翻译工作的通事的翻译转换，将之伪装成了非官方行为。岩井指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但他只说出了事实的一部分，尚未深入考察幕府把官方行为伪装为非官方行为的具体过程及其实际效果，也没有顾及此一时期幕府仍然在国内张扬新例的政治意义。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易惠莉从清朝一方考察信牌事件，并指出信牌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属性，且康熙在处理事件时故意淡化了其中的政治意义。孟晓旭从日本方面考察该事件，认为新井白石出于对“日本国体”的考虑，利用政治色彩推行新例，而康熙对信牌的默许则使中国在双方贸易中的地位下降。然而以上研究对日本方面推行新例的具体方式及贸易中断后幕府所采取的对应行动尚缺乏考察，难以由此了解德川幕府对清交涉的具体策略和整体模式。
笔者认为，应该在当时日本国内财政政策和对外交涉原则相互交错的脉络上考察正德新例及信牌制度。惟其如此，才能充分揭示其属性特点和多重意义，解释德川幕府将新例伪装为非官方行为的动因及其实际效果。本文将从这样的视角考察新例的制定和实行过程，检视信牌引发对外交涉的政治事件后，日本官方及私人文书中新例的决策者在不同场合的解说，进而分析幕府在对外交涉中所依据的思想意识及其采用的具体运作方式。鉴于正德新例所确立的基本贸易方式被幕府一直沿用至幕末，笔者也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从一个侧面解明德川幕府由此构建起来的对清交涉模式的基本特征。
一、制定正德新例的双重目的
德川幕府对正德新例的筹划，始于德川家宣1709年担任将军之后不久。新井白石的自传《折焚柴记》有如下记述：“自将军继位之年起，供长崎港海舶互市之铜即感不足，交易困难，平民丧失产业，奉行所曾有申报，将军召余询问。余答：‘未可轻易立论，总需考量其事本末，然后陈述。’”可见，德川家宣接到主管对外贸易的长崎奉行所的报告，得知“海舶互市”因出口铜的供应不足而出现困难后，即向新井白石询问办法。查阅今泉定介编辑的《新井白石全集》所收《五事略》两卷，虽然未注明确切时间，但据编者的解说，其内容皆是新井针对时政要务所提的建议以及对将军下问的应答，其中《本朝宝货通用事略》-篇，则是为了矫正长崎互市旧弊，鉴往知来的经世之书。由此可知，这篇文字是新井回复将军询问的建议书。
新井白石是德川家宣非常信任的家臣，在正德新例的制定及推行中起到了决策作用，他的建议书反映了德川政府筹划新例的动机和意图。新井首先追溯了日本古代金、银、铜产出的历史和货币制度，考察了德川幕府成立以来贵金属外流的情况，最后总结说：金、银、铜对日本来说犹如国土之骨骼，一旦流出国外，千万年不得再生。而异国之衣服玩器则是无用之物，过度引入不是长久之计。概言之，新井关于贵金属不可再生的论说，以及应当减少对国外产品依赖的主张，都是从经济利害的角度阐述限制长崎贸易的必要性，并没有赋予其对外交涉的政治意义，也没有出现有关“国威”的字样。
既然如此，官崎的“国威说”以及栗田的“入贡说”从何而来呢？查阅新井白石的《折焚柴记》，比照新井建议书，查看其自传中有关正德新例的内容，则可以发现，在非官方的私人记录和谈话中，新井谈论限制长崎贸易的时候，确实没有仅就贸易谈贸易，而是明显流露出了政治意图。据《折焚柴记》“长崎贸易新令”一节的记述，正德四年，长崎奉行所官员曾就中国商船走私、滋事等向新井提出报告，新井当时的反应是：“余阅此后日：‘我国优于万国，自古号称尚武。今受侮于此等船商，国体固所不容。’”
此时的新井正在筹划制定限制长崎贸易的新例，这一线索透露出，在他的观念里，制定贸易新例的财政举措与“维护国体”的政治行动是密切相关的。而在上面引述的同节文字里，在评论将限额贸易制度化、法令化的益处时，新井又写道：“如此自无昔日因走私而丧我宝货之事，亦无外国人侮我国法之事，我国国威将扬于万里之外，我国财务亦将万事富足也。”可见，他制定限制贸易的法令，目的并不限于“我国财务”的“富足”，还要藉此强化日本“国法”的权威，进而达到把“我国国威”“扬于万里之外”的目的。当然，在正德新例筹划和正式出台时的官方公文里，对外的政治目的都潜隐未露，但《折焚柴记》恰恰因为是私人文书，所以才可以没有顾忌地说出实情。
作为幕府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新井白石，在当时被将军德川家宣称为自己的“一体分身”，他在制定正德新例时欲藉此“弘扬国威”的政治企图，当然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当时日本官方及思想界的主流意识与思维逻辑的反映。在以中国王朝为核心的华夷秩序中，日本等周边地区被视为“夷”，长期处于“文化卑下”的“边缘”：位置，在文明程度、经济实力等方面与自身存在着预设的落差。而这种落差也正是中国王朝扩充成为帝国并联结起朝贡关系的内在动力和逻辑原因。同时，与夷人的“文野之别”、四方的臣服和朝贡又为王朝的统治者提供了绝对的合理性和权威，其行为也就被赋予了不言自明的正义性。然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已经脱离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明清鼎革之后，日本不但催生出了与清朝争夺“中华”名分的意识，甚至还产生了一个旨在与“大中华”相抗衡并最终颠覆中国式“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的日式“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这一阶段，虽然源自中国的朱子学被德川幕府立为官学，但在德川早期，古学派的山鹿素行(1622-1685)即已经公开对其进行批判，并开始争夺“中国”的称号。其后的伊藤仁斋(1627p1705)以及与新井白石同时期的荻生徂徕(1666-1728)则连续、系统地对朱子学进行了排拒。在新井白石参政时期，日本思想界已经表现出要从文化意识和学术思想中与中国分庭抗礼的倾向。在这样的氛围中，新井在制定限制贸易的新例时，流露出了明显的“以其民族为中心的意识”和“文化优越感”。
参照上述背景再来考察正德新例，会更清楚地认识到，新例的制定者在正式官方文书中虽然讨论的是经济贸易问题，但在私人论述中则表示，制定新例具有强化德川幕府的权威以及推行日本主导的区域政治经济秩序的目的。但是因为此时的日本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尚不具备完全脱离中国并自立为东亚中心的实力，所以，其政治目的尽管在国内语境中可以高声张扬，在对外交涉时尚不得不尽量做得曲折隐晦。在正德新例付诸实施的过程中，特别是因日方发放信牌而引起中国方面的反弹后，日本官方的回应和调整也是在这一模式框架里展开的。
三、正德新例的实施与“唐通事”的中介作用
正德五年二月，幕府把《海舶互市新例》及执行办法下达给长崎奉行所，标志着新例进入实施阶段。据当时长崎奉行告示“唐商”即中国客商的《示各港唐商谕》，他们是“奉旨”行事，谕令首先称赞本国自古“有土有人，财用丰赡，未曾借外来之资盖三千年”，继而指斥“近者海贾通路，利孔始开”带来的弊端：“捆载远方之物，蠹耗通国之财，况私贩溢出，并犯边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固宜裁抑其贪滥，然不可不寓以怀柔之意”，所以“命有司更议市舶，著为新例”，并要求长崎奉行按照新例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从谕令可以看出，幕府制定新例的主要原因是认为长崎贸易影响了国内财政，加之走私频繁，所以要进行整顿和限制。而谕令中出现的“怀柔”等词语，则透露出幕府以朝贡体系式的修辞方式，给经济贸易行为赋予政治意义的企图。这与上节所述新井白石制定新例的动机是一致的，当然比新井的私人文书表现得更加隐晦。这份谕令只是颁布给唐商的简要告示。按照幕府指示，长崎奉行还“著该大小通事，详审条约”，最后颁布的文本则是以通事的名义形成的《译司与唐商款约》。
这里显然涉及岩井茂树所说的“伪装”，即幕府及长崎奉行通过通事机构“译司”把官方行为伪装为非官方行为的问题。而要理清这一问题，则有必要了解所谓“唐通事”的位置与作用。德川时期的“唐通事”，准确地说，是长崎奉行所下属的中文翻译，他们承担着日本官方与中国客商之间的传译工作，有时亦会单独处理相关事务，所以对于中国客商来说，最直接的交涉对象是这些会说汉话懂得汉文的“唐通事”。然而有关贸易交涉的决策权，当然不属于通事，所以无论新井白石、幕府还是长崎奉行，在制定新例的过程中，都未表示有征询通事意见的必要。就此而言，正德新例最后以“译司与唐商款约”的方式颁布，确实可说是一种伪装。
但要对此种伪装做更深入的分析，还应进一步考察《款约》文本本身。该《款约》现存两种文本，一为日文原文，一为汉文翻译，即《译司与唐商款约》。两份文本均包括九条规定，主要内容是向“唐商”宣布改正以往来航的办法，以发放信牌的方式限制来航船只数量和每船的交易额度。但需要指出的是，汉文文本不是对日文文本的逐句直译，如日文文本开篇宣布“改正外国通商之法”，但并未说明是谁决定“改正”的，汉文文本则明确写道：“长崎译司特传宪谕”；再如前者只写由通事向遵守新例者发放“割符”，即信牌，后者则既说由“译司发给执照”，又说“官给照船公牌”，概言之，汉文文本出现并强化了日文文本所未有的表示日本官方的字样。
据《华夷变态》的记录，《款约》的汉文文本是连同信牌一起交付给中国船主带回的，所以如想了解幕府及长崎奉行进行伪装的具体方式，还应考察信牌的内容。据《和汉寄文》记载，信牌正文的内容如下：
长崎译司 特奉镇台宪命，为择商给牌贸易，肃清法纪事。照得尔等唐船通商本国者，历有年所，络绎不绝。但其来人混杂无稽，以致奸商故违禁例。今特限定各港船额，本年来贩船只内，该某港门几艘，每船所带货物，限定估价约若干两，以通生理。所谕条款，取其船主亲供甘结在案，今合行给照，即与信牌一张，以为凭据。进港之日，验明牌票，缴讫即收船只。其无凭者，即刻遣回。尔等唐商务必愈加谨饰，倘有违犯条款者，再不给牌照，按例究治，决不轻贷。各宜慎之。须至牌者。
很明显，信牌内容及说话口吻，都与《译司与唐商款约》一脉相承，特别是抬头部分所写的“长崎译司特奉镇台宪命”，与《款约》一样，明确凸显了“译司”背后日本官府的存在。考句中“镇台”一词，在清朝是地方总兵的别称，在信牌中指的则是长崎奉行，而“宪命”则是官方法令的意思。长崎译司之所以如此翻译，自然是考虑到了当时的汉语表达习惯及中国客商的理解力，但更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他们清楚自己的位置只是日本官府的中介，并非直接发号施令者，而这样的表述，则会增强信牌的权威性。当然，这样一来，岩井茂树所说的“伪装”，也就出现了破绽，其说法也无法解释日本信牌在清朝方面引起争论的原因。如果说，德川幕府确实想以“译司”为中介，淡化正德新例的官方色彩和政治意义，那么，恰恰是通事们的翻译把新例潜藏的政治意图浮显了出来，使其伪装行为的效果变得非常有限，甚至是欲盖弥彰。日本信牌传到中国后，在清朝官员中引起争议，与此不无关系。
四、信牌的意义：内外有别的解释
德川幕府最初了解到清朝官方对新例及信牌的反应，是在日本正德六年二月从赴日贸易的广东船主李韬士口中得知的。据李韬士的供词，他前一年领到信牌后，返航时因风停至宁波，却同其他持有信牌的商人一道被庄运卿等未领到信牌的商人以“叛圣私通外国、擅领牌照”的罪名告到当地官府。后经浙江总督、巡抚两院，布政、按察二司审议，认为李韬士等不应私领外国牌照，霸占生意，庄运卿等也不应以“叛圣不经”之语妄控，同时将信牌上缴入官，并要求商人们照旧例前往长崎贸易。但其后庄运卿又告至南京关部，关部认为李韬士等不应擅领日本信牌，官府也不应允许他们再行贸易，故欲将此事上报朝廷。李韬士因惧祸逃回广东，来日之前得知其他船主仍在南京候审。
长崎是依靠对外贸易而繁荣起来的城市，来航唐船数量的骤减势必有损其经济繁荣和百姓生计，加之当时的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中国商品的短缺也会对日本市场造成极大的影响。关于这些，幕府在接到长崎地方有关李韬士的报告之后，在同年二月二十八日下达给当值长崎奉行备前守大冈清相的指令文书的附件中也有所提及。其中认为，虽然南京、宁波等地舟船往来停滞，其地方产物的供给则尚未构成问题，于长崎百姓影响无多，但自今以后假若南京、宁波等地商船往来停止，也要设法考量，使百姓不致穷困。
不过，幕府方面虽然预见到了可能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在上述文书中仍然要求长崎地方坚持执行新例规则。而在同年三月发给轮值担任长崎奉行的土佐守石河政乡的文书中，幕府方面则更为明确地说：“各方针对新例颇有诘责，但此事不当拘泥世上流言。”同时针对大冈备前守提出的修改新例以使百姓不致穷困的请示，文书指出：“依备前守之考虑，若新例不改此事便无法做到。经议定，即便修改条款，亦要微调而使之不致明显。新例须当维护，除此之外不可再做改动。”
据《折焚柴记》“长崎新令后议”一节，新井白石回顾自己处理李韬士事件时写道：“无论如何，欲贯彻去春将军命令，必不能废止新令”。再对比此节中的文字，可以确定，幕府发给备前守的通知以及给土佐守的文书均是由新井所撰。幕府方面为何如此固执地坚持新例？联系新例制定前新井给将军的建议书可知，作为中央政府，关心全国财政问题要超过地方生计。还应注意的是，幕府回复长崎奉行表示决意推行新例的文书，对经济问题涉及不多，主要还是强调新例已定，“须当维护”，且特别强调不能为诘责新例的“流言”所惑，显然此时的新井白石已经把维护新例视为国内政治的一个环节，事关将军和幕府的权威，所以主张贯彻到底，“必不能废止”。
然而，长崎贸易毕竟是对外贸易，仅仅给本国地方官下令并不能解决问题，如何处理恳请准许无信牌贸易的李韬士，幕府和新井也费尽了心机。幕府给大冈备前守下达的指令，首先把李韬士此次来航定性为“偷渡行为”，应令其尽快离开。如此，没有信牌的中国商船自然也失去了来日贸易的可能。不过幕府并不是想将李韬士赶回了事，而是还考虑到如何利用他与中国官方进行疏通，解决信牌引起的争端。所以在做出上述指令的同时，还把一份说明新例和信牌的文书交付给奉行所，指示由唐通事译成汉文，与李韬士确认文书内容后交其带回国内，传达给清朝官府。在幕府的这份指令上还特意注明，交李韬士带回的文书上，没有写南京、宁波等地名及总督、巡抚等官名，也就是说，既要这份文书起到向清朝官方传达信息的作用，又要淡化其官方文书的色彩。同时，幕府也预想到与中国官方接触的可能性，在对石河土佐守的指令上做了交待，其大意说：幕府与清朝政府虽然没有交涉，但古来多有彼方官员来往之例。若有前来交涉者，即便是职位卑微的官员，我方也不可以商人之例对待，而要依具体情况应对，轻重适度等等。
幕府给长崎奉行的最终指令以及给李韬士的说明性文书，也是由新井白石起草，李韬士带回的汉文文本收录于《和汉寄文》，通篇以五个“不解”的反诘语气展开。首先，该文书从取缔走私贸易为国际公理这一角度，论证日本出台新例的合理性：“夫偷为卖买者何国而不为之禁哉，去年特立新例者，盖因近年以来异国商船肆为私贩不法之害也，何处官府闻之其不日是哉。而乃反议日何据新例，何论船数，且往贸易云者，吾之不解一也。”其反诘的对象虽未指名，但矛头无疑是针对清朝官方，这在下一段文字中表露得尤为明显：“毋论何国，其所立之法固不可轻易更改矣。而乃收其信牌欲使之不限船额来此贸易，我必不能许之者，不待言而可知矣。或是官府所议若是，吾之不解二矣。”当然，该文书也不只是表露坚持“新例”和“信牌”制度的强硬立场，也对日本“信牌”的意义做了解释，其中主要强调两点：第一，中国商人所领信牌，并非日本官方发授，而是根据“译司”与之所立“条约”发给的。第二，日方“译司”与客商的“条约”，不是出自“官府之命”，而是仅相当于民间的“乡约”、“社约”，所以，不宜放在国家交涉层面。
本文前面已经分析过，无论《译司与唐商款约》还是信牌所载文字，都明显表现出了日本官方的存在，而在日本内部的叙述中，正德新例也无疑是德川幕府颁布的法令，具有政治意义。新井白石拟定的这份说明文书所做的解释，其实近似于一种强辩，并无多少说服力。但这确实表明，当信牌制度遭遇到清朝的抵制后，新井及幕府便做出了策略调整，在与清朝官方沟通的文书当中，试图通过淡化信牌的政治意义，把由此引发的具有对外政治交涉色彩的事件，解释为民间贸易层面上的问题。当然，这也不妨碍新井白石在此后撰写的回忆录里，仍把新例和信牌的意义与“国威”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的对外交涉和对内政治策略本来就隐显交错，可以根据需要做出内外有别的解释。
结论：信牌事件与德川幕府对清交涉的特征
从正德新例和信牌引发的对外政治交涉事件以及新井白石、长崎奉行等的应对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德川幕府对清交涉的模式特征。新例制定之初，其着眼点确实首先是日本国内的财政问题，但由于同时期日本“以自己民族为中心的意识”已经成型，德川幕府要在一定范围内推行由其主导的秩序，也相应地把对清贸易事务赋予了向外显示政治权威的功能。当然，在新井白石参政时期，面对鼎盛的清帝国，德川幕府不得不抑制自己对外示威的姿态，进行必要的伪装。在这一过程中，新例规则和信牌制度是幕府在其秩序范围内发布的法令。但在对清交涉时，幕府通过“通事”这一中介，为可能发生的矛盾留下了回旋的余地。在这样的设置没有起到作用时，新井便亲自起草给清朝官府的说明文书，但完全不提“保全国体”、“弘扬国威”的实际想法，而是以“吾之不解”的表述方式，把己方说成受了误解，把责任推给对方，企图以此作为补救的手段。新井的说明无疑是前后矛盾、漏洞重重的，但也表明了其在固守对清交涉基本模式的前提下在策略层面所做的调整。
综上所述，德川幕府的对清交涉模式是将政治权威附着于贸易事务，其原则是坚持幕府推行的秩序，其具体的操作策略则是对内对外作出双重解释。而随着享保二年携有信牌的唐船次第来到长崎，不仅日本所需物产的供应得以保障，也使想象的以其民族为中心的日式“华夷秩序”有了可以夸耀的实例。这种想象，可以潜伏在国内政治的脉络上，但在适当时机则可能转换为对外交涉的思想资源。
[作者王来特，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24]
（责任编辑：周学军 责任编审：姚玉民）